記得網易財經有一檔欄目《意見中國》，是針對經濟學家的訪談錄。網易的財經記者祝新華，在對我的好友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著名經濟學家周天勇教授的采訪中，祝新華關于養老金的一連串問題，最終問倒這位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未來中國社會的養老問題不容樂觀。中國福利經濟學界的知名學者，被經濟學界譽為超級經濟學家的清華大學歷史教授秦暉的觀點則更為敏銳，他說養老問題不是政府用延遲退休就可以解決的，更嚴重的現實是政府根本養不起，家庭同時也養不起，社保基金的寅吃卯糧現狀難以為繼。

鑒于目前政府至今依然未能作出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宏觀政策依然呈老年癡呆狀態，而即使是全面放開生育政策，但也為時已晚。因為既存在著時間的不足，同時也有難以克服的現實困境。因為一個人從出生到能夠工作，需要20—25年的時間，而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峰值距離現在僅僅只有10—15年，即2025年至2030年，時間上顯然是不足的。其次就是自1996年至今，持續17年的高通脹已經將整個社會變成了三高社會，在承受醫療、教育、住房的高壓力下，人們的多生育意愿已經蕩然無存，多生孩子就等于破產，養不起的現實極為窘迫。

我們不應否定發展商業養老事業的重要性、緊迫性，但養老事業和醫療、教育一樣，屬于基本民生工程，商業養老也只能是社會福利與家庭養老事業不足的補充。2013年是中國進入劉易斯拐點的第一年，也就是說今后勞動力將進入負增長，人口老齡化問題會逐年加重，人口紅利最終會徹底消失。談及養老事業問題，我們應該回顧一下我們的醫療、教育改革所走過的歷程。如果不去面對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們就無法真正地贏得未來。因為中央政府的高稅負、負福利、貨幣超發，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同樣面臨不可持續的現實。

1994年中央政府進行教育體制改革、1996年中央政府對醫療行業進行了改革，全面商業化改革造成了嚴重后果，即政府把醫療、教育的擔子全部拋給了市場不管了。當時各地紛紛對醫院和學校進行改制，形成至今依然存在的你只要沒有錢醫院就可以停藥，可以見死不救的場景，這在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無法想象，但在我們低人權優勢下的中國，卻顯得底氣十足，面對這樣的現狀而沒有絲毫的尷尬。同時教育改革廢除了精英取向的嚴格考試制度，大學全面進行擴招，形成了眼前的就業問題的二元結構，用工難、就業難同時存在，社會發展力水平低下，而且每個人都感覺很累、很累。

直至2006年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以一個學者的身份，開始炮轟改革的不公，一方面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一方面喪失政府應盡的義務。當時國內學術界一片寂寞，只有經濟學家許小年力挺郎咸平，回想當時的情景，的確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大恥辱，以至于許多百姓以磚家一詞去調侃那些患上良知缺失癥的學者們。從2006年開始政府才逐步對醫療、教育重新認識，但為時已晚，這兩大領域許多已經落入利益集團之手，在較長時間的討價還價后，政府花重金也只收回了一部分資源，但同時又作出了一個極為錯誤的決定，就是全面限制民營化，搞國進民退。以至于今天現狀是國有的搞了商業化，民營沒有發展起來。最鮮明的例子就是中科院院士朱清時所創辦的南方科技大學，在經歷了數年上下交涉，至今也未能完成一個民辦大學的全部資質。

國外的好醫院、貴族學校都是民營的，國立的則是免費的，而我們中國卻出現了一個怪象，大的、好的醫院、學校都是國立的，既不存在免費。而且還帶有行政級別的官衙門性質。富人花錢需要排隊，窮人沒有錢只有等死。醫療、教育、養老屬于同類性質，何去何從應該值得我們的政府智囊、社會學者們去反思。目前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似乎嗅覺都很靈敏，都已經聞到了中國養老產業巨大蛋糕的香味，商業性養老產業的發展也呈雨后春筍之勢，他們能否承擔未來中國養老事業的半壁江山，我想這一點是應該否定的，因為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太大，能夠拿出一大筆錢用于養老的畢竟是小眾。商業性養老、家庭養老都不可或缺，但政府所應承擔的公立養老機構更不應缺位，因為征稅的合法性源于對社會的相應責任。

如何才能更好地辦好我們的商業、公立醫療、教育、養老事業，我想這個問題有待從根本上去破解。因為政府也不是萬能的，在過去、現在、國內、國外亦無一例外。既然現實中政府不是萬能的，那么任何壟斷就失去了合法、合理性。高稅負、高福利，低稅負、低福利是一個社會能夠持續的平衡狀態，也是國際社會所形成的共識。那么中國政府就有必要去消除高稅負、低福利的不合理現狀，同時應該開放所有不涉及軍事、安全的領域，讓民眾自己去創造財富，以充實目前空虛的醫療、教育、養老事業。我們的制度并不存在任何特色，也沒有和他國不同的國情，任何一個人或一國政府過多地強調制度特色和國情這兩個自相矛盾的話題，恰恰表明你自己缺乏責任感和對自己沒有信心，你應該運用你制度的優越性，去解決你的國情、去改變你的百姓缺乏尊嚴的生存狀態，這才是真正有擔當的制度優越性!